“投资移民”吸引中国大富豪,该走的基本都走了

投资移民”吸引中国大富豪,该走的基本都走了

“中产精英”已成移民主力军,八成是为子女教育

我们,真的留不住钱财和人才?

眼下,中国富豪“流行”投资移民的现象备受关注,然而,饱受房价、子女教育等压力困扰的“中产人群”,才是真正的移民主力。这些循“技术移民”等途径远走高飞的人,数量远远超过需要金钱堆砌的投资移民,他们共同的特点是———“社会中坚”。

“移民潮”背后,隐约闪现着更耐人寻味的话题:为孩子移民———现行教育体制的信任危机越来越严重?为生意移民———国内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越来越恶劣?一波接一波的移民,带走了多少财富和人才?

羊城晚报记者展开了相关调查。

技术“精英”去国良多

“近10年,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,大约为20∶1。”最终能实现技术移民的人,堪称“社会中坚”。

“目前,广东的移民业务90%左右是投资移民,中小企业主一直是主力。”广东某移民中介公司卢先生告诉记者。不过,这个数据或许很难反映移民市场的全貌。“大量的技术移民完全是由个人独立操作。”另一家相关机构的陆小姐这样认为。

数据显示,2010年,中国通过投资移民获得加拿大、美国、澳大利亚三国移民签证的人,总数超过6000人。而2009年度,中国移民加拿大达到2.5万人;移民美国约6.5万人。2008年度,移民澳大利亚约1.6万人。相对来说,投资移民只是少数。

“近10年,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,大约为20∶1。”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透露。以加拿大为例,这意味着,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、工作体面、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。

最终能实现技术移民的人,堪称“社会中坚”。“一般来说,名牌大学本科或硕士;精通英语;3-5年以上工作经验;30多岁最好;专业对口。”毕业于西安交大自动化控制专业的李先生告诉记者。他于2010年拿到加拿大绿卡,据其所知,他们班上技术移民的同学不下10人。

事实上,技术移民并非“中产”移民的唯一通道。

“能够提供当地就业岗位的‘雇主担保移民’现在特别火。”广东教育国际交流服务中心陈小姐告诉记者。她说,为吸引高技术人才到澳大利亚,当地政府推出了这项移民计划,只要当地雇主肯聘请移民者,只要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、“雅思”平均5分、缴纳10万澳元移民费,不到一年时间,就可以到澳大利亚定居。

陈小姐说,这个项目去年推出后,申请的人络绎不绝,今年更是大增。从她经手的个案看,通过这条通道“走出去”的人多半毕业十年以上,正当年富力强,大多数人在国内的年薪在十万元以上,不少是服务处所的中层管理人员,也不乏上市公司、地产公司高管以及金融从业人员。

“这些人多半不到四十岁,在国内打拼多年,经验丰富。虽然没有企业家那么丰厚的身家,但都是中国社会的精英。他们大部分是出于对子女教育的考虑而移民,也有些人是厌倦了国内快节奏的生活方式,想换个环境开始新的发展。”陈小姐分析。

陈小姐多年从事移民中介,在她看来,这样的移民在目的地国“很受欢迎”。她透露,雇主担保移民甚至可能比投资移民更快拿到绿卡。“投资移民带去的是一笔财富,但对当地就业并不一定有拉动,而这类技术移民马上可以投入工作,拉动GDP。”据了解,由于门槛高且有对口的工作岗位,这种移民通道的“过关率”高达99%。

此外,对于不少“中产”来说,新加坡以及异军突起的中北美小国也是一条移民捷径。“先申请一个冷门国家,再辗转移民到发达国家。比如先到大洋洲的岛国斐济,再到澳大利亚;又比如先移民西班牙:一年内银行流水账达到200万元人民币就可以申请。”中介陈先生说。

“拼爹拼妈”不如拼出国

在各种各样的移民理由中,子女教育已然成为八成“中产”家庭的首选。“从某种角度来看,国内的教育现状和体制问题正‘倒逼’白领精英选择移民。”

记者调查发现,潜在的“中产”移民家庭队伍正在不断壮大。其中,“低龄移民”不断涌现,成为不少中产家庭移民规划的核心内容。

在外企工作的周先生最近为3岁的女儿报读了一家引进国外幼儿园教材的英语培训中心,每周上课两次。周先生坦承,自己早有移民打算,但因为考虑到女儿的教育,不想太早行动。“我不希望孩子太早接受西方文化,希望她能在国内接受多一些东方文化后再出国。”周先生说,他计划在女儿小学毕业后才考虑移民,现在报读英语培训营造“语言氛围”,是为了女儿将来出国后能与当地生活更快“对接”。

不少英语早教机构成为低龄“准移民”的聚集地。

“三到四成的学生家庭有移民倾向。”广州一家培训中心校长陈峰告诉记者。她说,仅据她了解,就有两个在读的孩子已经明确计划在小学三、四年级时移民出国。 “五到六成的学生家庭或多或少有移民倾向。”另一家类似学校的负责人沈妍告诉记者。沈妍称,目前招收的约300个学生中,不少家长是为孩子未来出国“铺路”。“一些孩子计划六七岁读小学时就要移民香港或美国、加拿大。更多的可能在初中或高中时到国外读书。”

广东教育国际交流服务中心陈小姐曾发起中国首家赴海外的夏令营。在她看来,国人、特别是年轻一代走出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,且年龄越来越小。“学生家庭希望到国外交流的需求越来越明显,很多交流项目根本不需要落力推介,报名者已经很踊跃,仅去年去美国的交流团人数就增加了三成。”

在各种各样的移民理由中,子女教育已然成为八成“中产”家庭的首选。

家住广州东方三路的周小姐算了一笔账,在广州,如果要给孩子在重点小学谋个学位,只有两条路———要么准备10万元的择校费外加学校附近的租房费用;要么接受3万元以上的房价,买套“学位房”。“不过,这还不算完。”周小姐说,孩子小学毕业升初中、初中毕业升高中时,一切又得重新来一遍。

不仅如此,周小姐说,儿子2岁时,她认识的不少妈妈们已经开始讨论各种早教班、全英班、艺术班、科学班、钢琴班、书法班……这一切令周小姐心头发凉,她明白,儿子的将来也不能免俗。思前想后,她深感“拼爹拼妈”不如拼出国。由于周小姐的哥哥和父母在加拿大,今年7月,她申请了亲属团聚移民。

网上搜索一下“加拿大教育移民”这个词条,其中好处一目了然:一人移民加拿大后,子女也可接受12年免费教育。移民后,子女还能以华侨或华侨子女的身份参加国内高考。加拿大大学对海外留学生的学费是加拿大本国居民的3-5倍,不同学校和专业差异甚至高达近10倍……

“从某种角度来看,国内的教育现状和体制问题正‘倒逼’白领精英选择移民。”有移民中介机构负责人这样看待移民低龄化趋势。

中小老板移民为“转型”

目前的第三波移民潮和前两年不同的是,其主体更多的是新富中小企业主,因为“大老板该出去的多半已经出去了”。

如此大规模的“移民潮”所引发的“潮涌现象”值得关注,它不仅使中国的财富、人才、税收和消费流失,更对“橄榄型社会”的构建造成深远的影响。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如此认为。

知名经济学家华生则认为:富人移民?明星大腕确实大多移了民,但我们仍整天躲不开他们的熟脸;大一点的企业家很多也移民了,但转了一圈都还在国内打拼。富人办移民不过像穷人给自己办个保险,别以为他们真的离开了好赚钱的热土。中产移民才是真移民。真正的问题是留不住想移民的中产,而中产的壮大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。

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,以“资本”转移为特点的第三波移民浪潮正在杀到。不同于去年珠三角老板赴海外“抄底”掀起的移民风暴,今年以来新一轮移民风潮中,一些在珠三角经营乏力的中小老板俨然将移民视为“转型”之路,而更多的企业家移民客则在上演“候鸟”式迁徙。

“前两天还打听了移民的相关手续,已经做了最坏打算。”东莞沙井镇一家印刷厂的刘先生告诉羊城晚报记者。刘先生说,他在沙井办厂已经有十个年头。“今年的生意最难做。”“每个月给工人开工资就要十几万元。”刘先生说,他近来一直在考虑转型。“实在不行,移民也是一条路。一方面可以歇一歇;另一方面,还可以在加拿大开个办事处再向中国市场下单,转行做贸易。”刘先生说,他认识的4个老板已经移民了。广东移民中介民间组织负责人胡先生认为,目前的第三波移民潮和前两年不同的是,其主体更多的是新富中小企业主,因为“大老板该出去的多半已经出去了”。

然而,更多的企业家移民者则在上演“候鸟”式迁徙。

湖南人涂先生是深圳一家电子芯片厂的老板,身家过亿元。涂先生自己没有移民,但太太和子女已经悉数在国外。涂先生告诉记者,和他一起读MBA的一众老板中,他知道的已经有五六个人移民了。“不过,都是当‘候鸟’,出去一段时间,还要回国打理生意;回来一段时间,又要出去‘坐移民监’。”

涂先生的电子芯片厂2009年的销售额达到1.6亿元,但去年和今年生意不好做,销售额仅数千万元。“只能转型,去年到今年,投了三千万元搞研发,没有借银行一分钱,真金白银全是自己的钱。转型后预计明年销售额可以达到3亿元。”涂先生说,正是因为自己的一大盘生意都在国内,所以并不愿意到国外。涂先生称,他的很多朋友即便已经移民,但生意、根基还在国内。

因此,对于富豪移民造成财富外流的说法,涂先生并不认同———“事业都还在国内,能带走多少财富?”

某中介公司的卢先生对此表示认同,他认为:“移民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,如同农民工南下打工一样。它短期内确实会造成一部分闲钱被拿到国外,但只要这些企业家的经济活动在中国,根在中国,大规模财富外流的可能性就不大。”

为子女移民,替未来下注?

记者在调查中发现,其实不论是“中产精英”还是富贵人家,说到移民,都喜欢拿“教育”说事,把“子女教育”归结为移民的重要理由。照此推断,目前的教育体制扮演了移民潮的推手。然而,值得一提的是,在教育移民中,很多人收获的只是悲剧结局———当人们拖儿带女到达目的地国,多年后或许会发现,虽然帮助孩子逃脱了应试教育的命运,但在东西文化的交锋中,他们并不成功,甚至很可能“丢掉”了自己心目中的孩子。

李先生旅居加拿大多年。对于时下的教育移民热潮并不完全认同。他认为,东西方文化在养育子女方面存在很大差异。“在加拿大,孩子16岁以后就必须独立,自己挣学费,父母的钱宁愿拿去旅游,也不会为子女付学费。因此,父母年老后,子女也不认为对父母有赡养义务,国家应当负责老人的赡养”。李先生说,正因为如此,加拿大很多老人最后在养老院度过余生;也正因为如此,老外往往习惯提早规划养老金,因为他们明白,养老只能靠自己。“这些观念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完全冲突。”李先生说,不少第一代移民在子女教育上会感到“不平衡”。他们普遍对子女全心付出,但环境使孩子的思想已经完全西化,缺乏对父母的责任和关爱。“华人在子女教育上做不到像老外一样‘无情’,因此也就没法儿接受孩子对待父母的‘无情’。很多年后,孩子可能创造性思维更强,但思想上和父母距离很远,甚至会感觉‘丢’了自己的孩子。”

不仅如此,新移民融入社会的艰难也有可能成为阻碍子女成长的巨石。李先生说,以技术移民为例,约九成新移民短期内无法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工作,移民夫妇的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,这种父母的“亚健康”生活状态对孩子来说,无疑是枚定时炸弹。李先生的一位朋友,移民前曾是广东某高校的副教授。两夫妻为了孩子能够顺利移民,到加拿大下飞机后第二天,副教授就通过中介找到一份劳力工,从此一干五六年。数年后,副教授追悔莫及,深感这样的抉择对孩子来说未必是最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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